柏林墙后的故事

昨天中午坐在一楼的沙发上和人聊天，我睡眼惺忪地，瞥见外面潮湿的灰色——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个短暂的时刻，很安静很美好。

这几天手边放着的一本书，叫Stasiland。记得要把第一个S读成sh，然后我再告诉你“史塔西”是前东德秘密警察，你也许顿时就会有那种记忆了——社会主义，冷战，柏林墙。书的副标题是：柏林墙后的真实故事。作者Anna Funder来自澳大利亚，书里记录了她在柏林，波茨坦，莱比锡等地寻访前史塔西的经过，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人物，一些普通人，她听他们讲述过去，讲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怀疑。

她找到一个叫Karl Eduard von Schinitzler的人，一个在东德人尽皆知的电视主持人。30多年里，他那个专门批判西方和西方媒体的“黑色频道”不知引起多少人的厌恶。每个星期一晚上，只要节目的片头一出现，所有人都会立刻关掉电视，甚至发电站的工人都要为此提心吊胆。如今，柏林墙早已塌了，他仍然对社会主义深信不疑，他说他正生活在敌人中间。

Miriam Weber从16岁起就正式成为国家的敌人。她去翻柏林墙，差点就成功了，后来她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再也找不到任何工作。丈夫在安全部的囚室里莫名其妙地死亡，她为他举行的葬礼，根本就是安全部在背后策划的。

还有作者的房东，有天她被史塔西叫去谈话。那人摊开了她的档案，一切的一切，他们全知道。民主德国安全部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要了解一切，everything。他们给几乎每一个人都设立档案，在一个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安置了九万史塔西和十七万眼线。“古往今来，从没有一个政府像社会主义政权这样深入了解每个人的生活”，虚构的剧作家Georg Dreyman在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窃听风暴》中这样说到，“他们知道每人每年平均要买2.3双鞋，读3.2本书”。这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的国家，一个信仰专制到令人窒息的国家，人们在谎言里试着忘掉现实的荒诞，GDR没有妓女！GDR没有人失业！人们只能试着，不去在意，不去思考，不去渴望。麻木，顺从，忍受，或者死亡。

Georg说：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

他从影片一开始就被史塔西监视却浑然不觉，所幸当他终于拿起笔来反抗的时候，他的监听者也被戏剧、诗歌和琴声中的生命默默地感召了。看这部片子，就仿佛看着柔弱的人性在残酷中被精心地呵护，它逐渐强壮起来，然后悄无声息地存在。

我想所谓历史，说它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很多时候，人们只不过喜欢用“复杂”做借口，为的是不去承担“简单”的刚烈和沉重。是非，黑白，也许有时的确很难区分，那些自始至终相信社会主义的史塔西大概从不会以为他们做了错事，但更难的是，清楚知道对错以后，刚毅地服从内心的指示，去做对的、正义的事情。

而那些不正义的，残忍的，违背人性的所作所为，注定无法长久。看完柏林墙后的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我对此越发深信不疑。

We are sandwiched in grey—书里的这句话让我恍惚。一篇《纽约客》影评在描述《窃听风暴》里的窃听者时写到the nothingness on his face，我来来回回地念了好几遍，这个形容实在太传神。一部德国历史划满创伤和血痕，可是它阴冷灰暗的调子说不出因为什么，深深吸引着我。就像柏林于我，从来就是个很酷很酷的城市。我记得那年圣诞，空旷的Alexanderplatz，寒风从旧柏林墙的缝隙吹到我的脸上，举目四望，节日里的东柏林依然沉默而忧伤。可能再没有哪个城市能像柏林这样任凭伤口露在外面，自虐般地陈列它一层又一层的沧桑。相比之下，北京是个多么悲哀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