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者

1977年11月

摄影师李晓斌在北京街头拍下了这张堪称经典的《上访者》。他以他的直觉和敏锐在人群中发现了这张脸，快门咔咔咔地响了三下，然后按他自己说的，他骑上车掉头就跑了，怕被人没收相机和底片。等到86年作品被发表出来，评论总是说它如何如何浓缩了一个时代，镌刻下历史的悲剧和对人性的摧残等等。这上访者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是许许多多无声的面孔，他们的身后拖着长长的历史的影子，而个体在黑暗里模糊起来，甚至消散了。这老人是谁？他从哪来他为什么来？这些都不重要。他被群体性话语淹没了，人们把一代人的悲情凝聚在他身上，人们为作品拍手叫好，可有谁在关心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呢？我觉得这很悲哀。任何不关注个体的文化或意识形态都免不了会走到牺牲无数个体的这一步。

2007年1月2日

上海访民段惠民在被公安殴打两个月之后死在了医院里，死后一个多小时即被放入了停尸间的冰柜内，家属及亲朋好友还未来得及见到他的遗容。下面是亚洲自由电台的报道：

星期一是段惠民的头七，几天来，上百名警察及多辆警车停在他家门口，24小时监控前来吊唁的访民。访民们要求解剖尸体，鉴定真正的死因。要为他申冤，希望找律师来打官司。段惠民的妹妹段春舫星期一向本台表示：“很多很多的警察在我家门口，包括辖区内外滩派出说的所长都在，还有区政府的警察”。

但是，前来吊唁的每天都有几百人，他们许多人都被警察骚扰，有人被打，有人被关押。访民佟丽雅向本台表示：5号那天，我们买了花圈准备到段惠民家里。警察在半路就把我拦住，上来就抢花圈，我说你不要抢，这个花圈是买的，他上来就打我，然后把花圈抢走，把我带到警所，要拘留我，说我买花圈是向政府示威，而且一定要我说你是听说段惠民是打死的，我说不是！是打死的不是听说的！还有一个警察上来就打我一拳，把我的头发一抓甩到外面就打，一起买花圈的人把我拉出来，不然他会打得我很厉害的。

另一位访民方文斌表示，他因为吊唁段惠民被警察拉到一间学校关押了大半天，并且被他们毒打，他说：我是四号过来的，我们就是过来为段惠民喊冤，他们警察也要拦住不给我们喊，把我们关起来，关在里面也要打。

不仅如此，段若飞说，当局还把他家附近500米内的网上线路掐断，致使所有有关于段惠民的信息不能打开，他说：家里附近500米左右的线路给他们拉掉了，家里的电话一旦有国际长途马上就切断，就这样严防死守。

本台记者打电话给段家所在辖区的外滩派出所询问有关情况，对方表示：他们不会回答，要记者向黄浦公安分局询问。

本台又打电话到黄浦公安分局稳定科询问，对方表示，不知情。

段惠民的妹妹段春芳向本台表示，虽然他哥哥的死在访民中影响极大，但是，当地媒体却没有报道及采访，她早前打电话给新华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来采访，她说：我昨天联络过新华社的记者，但是至今没人过来。

虽然段惠民的临终遗言希望他的死会使当局觉醒，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惨剧，段若飞说：我哥哥:希望中国上访人员他是最后一个被警察打死的案例，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说他的死能换取当局的觉醒，那么，他的死是值得的。

2007年1月8日

傻殷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她的为人处世历来是风风火火，性格中有好打抱不平的不安定因子。如今她做了《经济日报》记者，看上去像是安分了不少，却仍旧会写下下面这些关于上访者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动。我想我们需要这样的情怀和反思，如果有机会可以为这些忍受着苦难和不公的人们做些什么就更好了。

“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讨厌的人”

记者站坐落在省府大院里面，上班时经常看到门口有上访的人。有一次看到一个妇女就铺条褥子在大门口的草坪边躺着，一躺就是几天，那天晚上我下班，黑灯瞎火的差点踩到她身上。 上访，在这里，是常事，站岗的武警和值班的警察都见怪不怪，我也渐渐麻木了，他们为什么来？他们有什么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我们漠视着他们的生命，就像别人无视我们的生存一样。

那天早上的上访终于让人无法忽视。有三百多老人家聚集在省府大门口。 他们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说退役老兵的生活、福利无法得到保障，要讨公道。

有一个老人家，穿着有些破旧的军服，那曾经鲜艳的绿色已经退成了草黄色，他的胸前还戴着好几个军功章。我很想知道他的故事，可惜语言无法沟通。他，也许曾是一名普通的小兵，因为作战英勇，所以被一步步提拔为班长、排长、连长，甚至营长；他，也许在生死关头为战友挡了一枪；他，也许足智多谋，想了个妙法子，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击败了敌人……我不知道他的故事，也许，他的儿子、孙子早已听腻了他忆苦思甜的教诲，但，为什么，今天他却要从箱底翻出这件旧军装，来到自己的政府门前？

有一个老人家，头上带着一个自制的帽子，上面写着“先解放全人类再解放自己，笨蛋再加箍”。他的一条腿已经残疾，他把帽子摘下来，给我看他头顶上凹下去的小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子弹留下来的印迹，他说他没钱看病。

还有一个老人家，75岁了，以为我是来采访的记者，和我说了很久。“军人待遇这么差，打起仗来怎么办？你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样杀人的么，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你们做了亡国奴就知道什么滋味了……”他本来很平静，越说越激动，说到“现在台湾老兵的待遇都比我们强”时，眼睛里竟然有了泪花。“不平则鸣，我们现在从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讨厌的人！”老人心酸的说。

我不想去评判政府的功过，我只是越发为自己感到悲哀。一个人，唯有怀着悲天悯人的人，才能做出一些造福于民的事情。这好像冠冕堂皇的话却是我心中所想。 我是个记者，而我每天写着一些貌似来头很大却不痛不痒无人关心的东西，报纸没有人看是谁的问题？写得东西如何一针见血可歌可泣却不失公正？我写得东西我自己都不敢兴趣甚至都不彻底明白如何又引得起别人的关注？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如何发挥“无冕之王”的最大功效？ 记者，本是正义的守卫者，可如果我再这样浑浑噩噩的下去，总会从“最可爱的人变成最讨厌的人”。

反省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