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1月 14, 2007

甘阳

一九七0年作为知青从杭州去东北下乡八年。“文革”结束后先后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院,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166)

甘阳与《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访谈,首刊于06年8月1日的《南都周刊》,内容大抵涉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文化和知识界的现状。与和查建英的对话相比,这篇相对简短的书面访谈观点更鲜明,更使得一个曾经的八十年代弄潮儿如今依然孜孜不倦的身影跃然纸上。以下摘录与我个人较相关的部分。

关于大学生——我很认同甘阳对当代大学生的不宽容,尽管他所说的问题都有其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主观上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反思一下。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一个很大不同是,我们那时首先是按个人性情,爱好和兴趣去作自己喜欢作的事,不会先用一个大道理要自己勉强去作不喜欢的事,不象九十年代以后首先要问就业如何,市场如何,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如何,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现在的人看上去个个都很精明,很会打算,实际却活得一点不开心。我今年在国内大学教学,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一点都活得不开心,他们小小年纪已经非常世故,心思重重,算盘多多,莫名其妙地去选很多很多课,却很少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想作什么,很多学生告诉我说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读的专业,包括申请国外大学也不是考虑自己喜欢什么,而是问什么容易申请到,现在的大学生实际活的很累,表面看上去很自由,但实际恰恰没有‘自我’,几乎完全是被外在环境所决定。 ”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差得多,几乎普遍没文化,没有读过什么书,思想感情都贫乏得很,文字就更不用提了,都是无病呻吟惨不忍睹的小资调调。”

关于后殖民理论——这些东西对香港来说很重要,它对中国,确切说是PRC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吗?

“八十年代没有引进后殖民理论,更是完全正确,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引进。90年代初刘禾在美国问我,后殖民理论对中国是否有意义,我当时就直截了当说没有意义,只有对印度非洲这种西方长期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有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文化,又待在西方的大学里,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现在仍然要强调,我们今天对后殖民这套东西必需有我们自己的批判看法,不要随便跟着走,号称搞后殖民那套的大多数是西方校园里的一点小闹闹,和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并不值得我们重视。

作为一个真问题的后殖民问题,其比较深刻的问题原型实际是欧洲19世纪的‘犹太人问题’。所谓‘犹太人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从政治上解放了犹太人,第一次给了犹太人公民权后出来的问题,因为这种政治解放的代价是犹太人必需放弃他的族群宗教身份,以‘个人’的身份成为现代欧洲国家的公民,也就是要犹太人必需‘融入’基督徒主流社会,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第一代现代犹太人接受了这种‘文化同化’的命运,热衷于被纳入,被同化,但是卡夫卡著名的《给父亲的信》代表了19世纪后期新一代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反抗‘文化同化’的强烈文化自觉,卡夫卡提出的‘写作的四个不可能’是对失去自己文化传统和自己母语的最沉痛表达,因为卡夫卡这一代犹太人已经不熟悉犹太传统,不能用犹太语言写作,只能用德语写作,卡夫卡因此提出德国犹太人面临的四个‘写作的不可能’: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写得与德国人不同的不可能,所有这些加起来最后变成‘写作本身的不可能’。卡夫卡以后的整整一两代犹太思想家从本雅明到莱维那斯和德里达,都套在这个写作的可能不可能问题上。但今天美国校园流行的后殖民论述,却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化苦恼,更没有六十年代非洲知识分子如法农的真正痛苦,而是更多变成西方校园里无病呻吟的小资调调,这些东西不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中国研究与西学——甘阳的意思大抵和张旭东说的“穿越西方,回到中国”差不多,可我总觉得这项任务比想象中的更加难以完成。尤其像我这种对中、西界限一向感觉的不真切的人来说,想从一直耳濡目染的西学中抽离出来,又要置身其中完成一次“穿越”,其实旅程还未开始就已注定了它的艰难。

“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只要研究中国,不研究西方,就是回归中国问题甚至回归传统了。完全不是这么会事,因为你阅读和研究中国的方式可能完全是照搬照抄西方的,甚至是夹生饭一样的搬过来的。九十年代以后非常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研究中国方面的问题,西方汉学和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影响太明显了。全球文化生产体系下恰恰有一个陷阱,就是你们中国人就分工研究中国,实际很可能是按照西方的分工指令在研究中国,不要以为我们只研究中国,就摆脱了全球文化生产体系,这绝对是假象。

同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研究西方就表明我们不重视中国问题,其实中国人研究西方问题本身就是在研究中国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概念所有理论几乎全都来自西方,中国人必需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清理这些概念和理论。 ”

(原文可见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2713

3 則留言:

onegrid 說...

今天买了一本他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以发泄无法看茶馆的愤恨

Angela 說...

去年在北京看了那个美国巡演的茶馆在北京加演的最后一场

也在读《八十年代访谈录》,越来越不明白你那篇“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反对什么了……
你提到了阿城、陈丹青和罗永浩,后来说没有仔细看罗的博克,但我如今读访谈录里的阿城和陈丹青,没觉得怎么着啊!
他俩别的文字,也看过一些,也没觉得啊

愤青话语你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王朔——?

匿名 說...

甘阳貌似还是港大的研究员…… 怎么从来没有出现过。去年似乎在内地巡回讲通识教育,在复旦听过一回。据说今年复旦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只是实行得很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