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怀疑“香港系列”还能坚持多久。这看上去根本就不是我想写的东西。
上个周末,去香港大学美术馆看祁大卫的摄影展。照片拍的是香港,五光十色的香港,曾讲给我听梵高塞尚毕加索马蒂斯的艺术史老师躲在镜头后面,对着这座城市一次次按下快门。
本来也是好奇,那个看上去风度翩翩的中年英国学者,他会怎么看香港?他的取景器会在哪片光影里流连?他在香港住了,近20年,世事沧桑,可会在他的相片上留下痕迹?
我在空荡荡的展室里,从一个片断,迈向另一个瞬间。不远处一对外国夫妇的交谈丝毫没有影响我专心于这些画面:中环的楼宇,立交桥的轮廓,车灯连成的彩色的线,夜色中发亮的广告牌,酒吧歌手,灯光下的啤酒瓶,扶手电梯侧面的反光……镜头总是贴的很近,流露出与被拍摄对象的过分亲密,昏暗的光线更添了暧昧的气氛。随意的取景,对不准的焦点,模糊的影像,仿佛一个大都市的浮光掠影,转瞬即逝都在这里面了。
这不就是香港吗?即使你从未踏足这片土地,香港给你的第一印象难道不是“东方明珠”那副灯火闪亮的繁华模样?
可我多多少少,感到了些失望。我以为,一个在这城里住了近20年的人,总该看到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镜头总不至于和观光客一样被浮华的表面迷住。即便他是个西方人,他也不该像那些来港作短暂停留的“鬼佬”(广东话:老外)一样,只在中环、金钟那些只有英文标识的商厦和酒吧进出。他也许会留意下普通人的生活,我想。
然而不知道是拍摄者,还是影展的策划人对“普通”不感兴趣,整个展览,我只见到极少数不起眼的楼房,那些外墙颜色已经褪掉或者布满污渍的房子本来随处可见,却有意地被忽略了。一张照片,拍的是楼顶上的猫。楼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却是见不到的。也见不到香港电影里很多激动人心的场所,比如大排挡茶餐厅,比如周星驰的《食神》里莫文蔚举着把菜刀就称了霸的庙街。
大概也许,香港从1840年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到来开始,就早已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属于西方人和本土贵族的,被殖民化、全球化了的,光鲜靓丽的香港,一半是属于草根阶层的,世俗的,充斥八卦文化的,永远不会被放在旅游局宣传海报上的香港。而祁大卫这个英国来的知识精英,到头来还是再次为他身处的那个香港作了代言。
上个周末,去香港大学美术馆看祁大卫的摄影展。照片拍的是香港,五光十色的香港,曾讲给我听梵高塞尚毕加索马蒂斯的艺术史老师躲在镜头后面,对着这座城市一次次按下快门。
本来也是好奇,那个看上去风度翩翩的中年英国学者,他会怎么看香港?他的取景器会在哪片光影里流连?他在香港住了,近20年,世事沧桑,可会在他的相片上留下痕迹?
我在空荡荡的展室里,从一个片断,迈向另一个瞬间。不远处一对外国夫妇的交谈丝毫没有影响我专心于这些画面:中环的楼宇,立交桥的轮廓,车灯连成的彩色的线,夜色中发亮的广告牌,酒吧歌手,灯光下的啤酒瓶,扶手电梯侧面的反光……镜头总是贴的很近,流露出与被拍摄对象的过分亲密,昏暗的光线更添了暧昧的气氛。随意的取景,对不准的焦点,模糊的影像,仿佛一个大都市的浮光掠影,转瞬即逝都在这里面了。
这不就是香港吗?即使你从未踏足这片土地,香港给你的第一印象难道不是“东方明珠”那副灯火闪亮的繁华模样?
可我多多少少,感到了些失望。我以为,一个在这城里住了近20年的人,总该看到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镜头总不至于和观光客一样被浮华的表面迷住。即便他是个西方人,他也不该像那些来港作短暂停留的“鬼佬”(广东话:老外)一样,只在中环、金钟那些只有英文标识的商厦和酒吧进出。他也许会留意下普通人的生活,我想。
然而不知道是拍摄者,还是影展的策划人对“普通”不感兴趣,整个展览,我只见到极少数不起眼的楼房,那些外墙颜色已经褪掉或者布满污渍的房子本来随处可见,却有意地被忽略了。一张照片,拍的是楼顶上的猫。楼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却是见不到的。也见不到香港电影里很多激动人心的场所,比如大排挡茶餐厅,比如周星驰的《食神》里莫文蔚举着把菜刀就称了霸的庙街。
大概也许,香港从1840年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到来开始,就早已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属于西方人和本土贵族的,被殖民化、全球化了的,光鲜靓丽的香港,一半是属于草根阶层的,世俗的,充斥八卦文化的,永远不会被放在旅游局宣传海报上的香港。而祁大卫这个英国来的知识精英,到头来还是再次为他身处的那个香港作了代言。

3 則留言:
我的澳大利亚室友就跟我说起过,她在这里的朋友仍然保持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社交圈和生活范围,去吃车仔面好像猎奇一般,而兰桂坊和各种咖啡馆才是他们熟悉的地方。
有很多种文化共存是好的,可惜在香港他们是平行共存的。
很多人批评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实际上就是文化隔离主义,让不同的种族、文化在一个社会里互不相干的并存。
我觉得有些时候,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制止冲突的办法。
香港的问题是:所谓的global space正在吞噬local space。香港的文化人说香港正在被消灭。比如他们对郎豪坊很有意见,认为这栋平地而起的高楼破坏了原有的社区文化。
讽刺的是,那是钵兰街啊,是香港的红灯区。香港从来没说过嫖娼合法,可当商业资本大举袭来的时候,红灯区倒成了需要保护的本土文化了。
嗯,他哪怕往繁華的街區後面一條街,本就該看到另一番景象的。
去年的時候潘姐姐在港大上通識課時候,請來過一個年輕攝者,就是你說的那樣風格,關注的是草根階層,传神的照片很让人震撼。
纪实风格的片子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极端就是凯文卡特那张著名的《饥饿的小孩》,毁誉参半、得奖众多却让摄者最后陷入痛苦从而结束自己的生命;纪实风格的片子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拍,所有人都喜欢拍的,因为你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融入生活,真正的文化苦旅……所以到现在,纪实大师寥寥可数。这也是好的纪实作品能震撼人的原因之一,祁大卫应是没到那个层次吧。
现在的庙街除了周围的几家残存的店还有些记忆的元素外,也就是旅游纪念品外加盗版光碟展销了,有点儿遗憾。
香港的变化是迅速,钵兰街搬上了英特网,钟楼搬上了大驳船,维港正在被搬到博物馆,人生真是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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